美国银行家警告 美国面临二战以来最严重风险 耶伦访华后发出警告

据《今日俄罗斯》报道，在耶伦访问中国结束的同时，美国摩根大通CEO杰米·戴蒙在一封致股东信中表达了自己对美国经济前景的担忧，他甚至警告称，美国正面临二战以来最严重的风险。

政治分裂严重，阻碍经济发展

戴蒙认为，美国国内的地缘政治环境紧张以及政治两极分化带来了严重的威胁。一个不团结的政府，自然无法创造好的经济和其他政绩。

巨额开支和加息，违背经济规律

戴蒙首先指出的就是，联邦政府的巨额开支和美联储加息，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如果一个人、一个家庭或者企业面临巨额的债务，那么他们就必须要设法节省开支，然后尽可能多赚钱，让自己的经济状况恢复良性循环。但现在美国政府已经债台高筑，甚至已经超过了预警线，白宫丝毫没有削减开支的意思，并且还要求不断提高债务上限。财长耶伦甚至要求彻底取消债务上限。

以目前的利率，美国政府每年要支付1万多亿美元的利息，这是非常危险的。美联储急剧加息显然不符合正常的经济逻辑，但为了总统的政绩和支持率，他们只能顾眼前。

美元失势，转嫁风险策略失灵

由于国际形势急剧恶化，俄乌冲突、巴以冲突以及同中国的金融贸易战，使得美元不像原来那样拥有绝对的话语权。拜登政府对外转嫁风险的策略似乎并没有像以前那样奏效，乌克兰战场形势并未按照美国的预想发展，俄罗斯也没有崩溃。中东剧变出乎美国的预料，尽管拜登政府将战略重点从这里转移出去了，但是并不意味着美国要放弃这里。石油仍旧是美元的基础。

与中国形成鲜明对比

戴蒙还提到了中国，现在提及美国的政治经济就离不开中国这个话题。戴蒙表示与美国相比，中国的经济非常安全，这得益于多年来中国一直坚持实行安全的经济、金融政策。相比之下，美国的政策却在不停地变化，而且很难做出正确的选择。

结论：政治动荡，经济难有保障

戴蒙所谓二战以来最严重的风险，应该和美债密切相关。恶劣的政治环境让白宫很难做出正确选择，比如美国需要中国的帮助，至少不要持续减持美债。但耶伦去中国的时候却是一副向中国施压的姿态。中国正在不停地购入黄金，如果再继续减持美债，那么接下来美国要面临的情况就真的很不乐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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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十大财团真的控制了整个美国吗？他们之间内部究竟有什么关系啊？

一直以来，当我们谈起美国的政治生态时，“金钱政治”、“美国政府服务于大财团”之类言论的出现频率可谓极高。

那么，美国大财团和美国政府之间的关系，到底是个什么样子呢？

在我个人看来，讨论这个问题前，大家必须先搞清一点，那就是……美国大财团跟政府之间的关系，并非一成不变，随着时间流逝，他们之间的关系亦在悄然发生着变化。

总的说来，美国大财团跟政府之间的关系演变，可以划分为3个阶段。

第一阶段：互相扶持发展。

对美国历史有所了解的网友想必都清楚，在美国没有正式建立前，他不过是英国在北美的殖民地。

而英国对殖民地的剥削和压榨，从来都不手软。

这种背景下，最初那批在北美起家的新兴资产阶级无疑很难发展壮大。而随着矛盾越来越激化，北美殖民地的新兴资产阶级自然不愿坐以待毙。

以著名的“波士顿倾茶事件”为例。

1773年，英国政府为倾销东印度公司的积存茶叶，通过《救济东印度公司条例》向北美倾销茶叶，并且明令禁止殖民地贩卖“私茶”。

由于东印度公司输入的茶叶价格较“私茶”便宜了百分之五十，这导致很多北美走私商人和本地茶园农场主再也无法生存。

对于英国的霸道行径，殖民地那些新兴资产阶级心里的憋屈和愤怒可想而知。

要知道，英国今天可以倾销茶叶，明天就可以如法炮制倾销别的商品。如果按照这个套路发展下去，北美新兴资产阶级想要发展壮大，那就是白日做梦！

所以我们看到了，当“独立战争”爆发后，北美的新兴资产阶级报以了极大的热情。

毫不夸张的说，美国能够成功建立，并在此后扛住了英国的反扑，他们的贡献和支持乃是重要原因之一。

而随着美国建立，美国的本土资产阶级，很快便迎来了高速发展期，并且一发不可收拾。

第二阶段：激烈碰撞。

如果说建国之初，美国的新兴资产阶级还只能算是“小不点”，那么百余年后，不断发展壮大的他们已然变成了真正的“怪物”，而这个“怪物”的名字，就叫……托拉斯！（英文trust的音译，垄断组织的高级形式之一）

这些托拉斯大财团的出现，对美国经济繁荣和社会稳定的伤害非常大。

原因很简单，大财团的出现，让美国的新兴中小企业根本无力竞争，他们只有被兼并和破产两种结局。

1901年，通过大规模兼并，美国钢铁公司正式成立。它是美国第一家“十亿美元公司”，不仅控制着700多家企业，更是垄断了全国钢铁生产，年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65%。

同一时期，依旧是通过兼并，洛克菲勒财团和摩根财团正式诞生。20世纪初，洛克菲勒财团和摩根财团控制的财富，更是达到了美国全民总财富的1/3左右。

诸如此类的托拉斯还有很多，比如同期的美国铁路公司、标准石油公司等等。

大家可以试想一下，面对这些庞然大物，那些新兴中小企业怎么可能出头？而一个失去了竞争氛围的商业大环境，对经济的负面影响可想而知。

另外，这些垄断财团并非“国有资本”，而是如假包换的“私人财团”。所以，通过垄断抬高价格，以追求更多利润乃是他们的首要目标。

而因为不是“国有资本”，政府无权对他们进行干预，这无疑进一步加剧了普通百姓和中小资产阶级的不满，进而令社会的对立情绪越来越严重。受此影响，以“反贪腐”、“反垄断”，“呼吁改革”为主要特征的进步主义运动和思潮随之开始兴起。

面对这种情形，美国政府显然无法坐视不理。

于是，以1890年出台的《谢尔曼反托拉斯法案》为标志，美国政府跟本国托拉斯的矛盾正式公开化。

此后，从1904年到1921年，美国前后三任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威廉·霍华德·塔夫脱、伍德罗·威尔逊，分别在任内针对那些大财团，提起了44起、90起、80起托斯拉分拆案。打压力度之大，堪称前所未有！

这一时期，众多美国大财团遭到分拆，比如前面提到的美国铁路公司，以及标准石油公司。

另外，这一时期之所以会被称为“激烈碰撞”，还有另外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首开了美国总统被刺杀，且死亡的先例。（在林肯之前，安德鲁·杰克逊亦曾遭到刺杀，但并未死亡）

对于林肯被刺杀一事，美国国内不乏“阴谋论”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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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美国南北战争爆发后，已经形成一定规模的金融财团为了获取最大利益，开始不断逼迫北方政府。

对此，林肯曾有这样一番自白：“他们快把我逼疯了——我现在的处境比圣保罗都要难受。他处于两面夹击，而我则深陷20人的重围，他们是银行家和融资者。”

虽然林肯最终选择了让步，但与此同时，他亦做出了一个大胆尝试——建立国有银行，并通过国有银行发现新的货币（大陆币，也称林肯绿币），进而规避向金融财团大规模借贷。

而林肯被刺杀，之所以会被认为是阴谋，就在于此前被刺杀的那位杰克逊总统，同样对金融财团充满了反感。

当年，杰克逊曾这样警告美国未来的后代们：“如果美国人民被银行以这样或那样的存在形式所蒙蔽，那么它无所顾忌地控制政府并带来无尽的苦难就是美国人民面临的可以预见的命运。”（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后，这句话曾被反复提及，不得不说，真的很讽刺）

不过，“阴谋论”之所以能走上前台，并被越来越多人接受，却是源于杰克逊和林肯的一位后辈。

相信大家已经猜出他是谁了。

没错，他就是美国前总统肯尼迪！

而肯尼迪在遇刺前，刚刚签署了一份鲜为人知的号总统令（执行utive Order）。如果该法案被贯彻执行，那么美国政府将从美联储手中夺回货币发行权！

换言之，肯尼迪跟当年的林肯，本质上在做同一件事。

两位拥有巨大影响力的总统，全都因为同一件事而不明不白遇刺身亡，这种“巧合”怎么可能不被人关注和怀疑？

第三阶段：融合（绑架）

面对政府的打压，托拉斯们自然不会无动于衷。

行刺总统？风险太大，不到万不得已，托拉斯们不会行此下策，所以这注定是不能轻易使用的“非常规手段”。

施压政府？显然同样不成，要知道，没有政府遮风挡雨，他们就算财富再多，那也不过是别人眼里的“肥肉”罢了。

通过运作，把自己扶持的政治人物推上前台？这种做法虽然可行，但仍然存在着风险，毕竟，当人民的不满发酵到极致时，政府必然还会有所行动，到时，就算是自己扶持起来的代言人，亦难保不会拿自己开刀。

所以，对那些大财团来说，最好的应对方案，就是跟国家实现深度融合（绑架），如此一来，只要政府敢向他们动刀子，毁掉的就将是美国！投鼠忌器下，他们自然可以高枕无忧。

而这种融合（绑架）的标志性事件，就是美联储的建立。

1910年11月，美国佐治亚州杰基尔岛（Jekyll Island），迎来了一群神秘访客。

他们异常低调，不仅全程避开新闻记者，甚至有人为参加此次秘密会谈用了假名。直到1913年美联储成立后，这次事关美联储成立的秘密会面才被曝光，而其参加者，不乏洛克菲勒财团、摩根财团的高层，以及两大家族的心腹。

虽说美联储幕后的真正股东到底是谁，哪怕时至今日都没有定论，但不难看出，洛克菲勒财团和摩根财团，必然是美联储成立的受益者。

此后，随着一战和二战的爆发，美国的托拉斯组织纷纷从金融、军事、能源等领域入手，进而跟国家实现了高度融合（绑架），并最终形成了十大财团，即洛克菲勒财团、摩根财团、第一花旗银行财团、杜邦财团、波士顿财团、梅隆财团、克利夫兰财团、芝加哥财团、加利福尼亚财团、得克萨斯财团。

虽说这十大财团后来又发生了些许变化，比如因为新的合并而更改了名字，但毫无疑问，这十大财团已然通过跟国家的融合（绑架），实现了真正的“与国同休”。

那么，这些大财团跟国家融合（绑架）后，对美国来说，究竟是好事，还是坏事呢？

在我看来，这个问题要一分为二来看。

首先，我们必须承认，这种“融合”（绑架），确实对美国有一定好处。

众所周知，美国的大财团中，很多都有犹太人背景，而犹太资本，向来都被认为是“最不稳定的炸弹”。

之所以会这样，原因并不复杂。说白了，犹太人由于特殊的文化传承，对寄居的国度一向缺乏归属感和忠诚度。所以，当国家陷入危机，需要大家同心协力时，犹太商人中，却是不乏“事不关已”，利用危机大发特发国难财的没节操例子。

更为重要的是，一旦寄居国家陷入了困境，犹太商人马上就会毫不留恋的离开，然后去寻找新的“宿主”。

大家可以试想一下，面对这样的“白眼狼资本”，哪个国家能受得了他们折腾？

而美国大财团和国家的融合（绑架），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以利益为纽带，为这类“白眼狼资本”带上了枷锁，进而让他们无法肆无忌惮的祸害美国！相反，为了保住跟自己利益密切相关的美国，这些“白眼狼资本”不仅不会使劲折腾美国，更会通过折腾别人，以及薅别人的羊毛，来为美国输血续命。如此一来，美国自然能长期保持繁荣。

另外，虽然美国通过立法，对托拉斯在国内的扩张进行了限制，但在海外市场的扩张过程中，美国政府不仅没有此类限制，反而最大限度的鼓励他们形成更大的托拉斯。

比如欧佩克的成立。

当年，如果不是美欧石油财团所形成的托拉斯太过霸道，并对其他产油国剥削压榨太甚，众多非欧美产油国，又怎会成立欧佩克这样的类托拉斯组织，以实现“以毒攻毒”？

由此可见，大财团和国家的融合（绑架），对美国来说依旧有着积极意义，美国能在两次世界大战后异军突起，并且保持长期繁荣，这种结合功不可没！

其次，这种融合（绑架）虽然有好处，但坏处更大！

对于这点，其实不难理解。试问，如果托拉斯的存在，真的没有太大坏处，美国的政治先贤们，又怎会对他们狠狠打压呢？

事实上，当托拉斯跟国家实现融合（绑架）后，其给美国带来的危害已然逐渐显露，并一步步将美国逼到了悬崖边上。

去工业化给美国带来的困境，相信大多数网友都心知肚明。

但很多网友恐怕并不清楚，美国之所以会去工业化，从根源上说，就是这种结合给害的。

从德国一直保有制造业优势这点可以看出，就算是发达国家，亦不是保不住自己的制造业。换言之，只要调控政策得当，就算人力成本激增，美国照样能保有自己的“世界工厂”头衔。

可问题在于，当时的美国根本没法进行政策调控。

说起来，这也是没办法的事。要知道，想要保住以制造业为主的实体经济，就必须对能过度投机的金融证券、地产等行业进行监管和限制。如若不然，就算政府出台再多的扶持政策，也阻挡不了搞实业的，改行去搞投机。

而美国的十大财团，所涉及的领域恰恰涵盖了这些应该被监管和限制的领域。

很显然，美国当时想要保住自己的制造业，不是没有办法，但必须对部分跟国家实现了融合（绑架）的大财团开刀。

最终的结果，我们都知道，伴随着美国的去工业化浪潮，随之而来的，是一场属于金融资本的投机盛宴，直到2008年，这场投机游戏再也玩不下去了，美国政府才不得不站出来收拾烂摊子。

所以，别看特朗普把“重铸制造业”喊的震天响，但想要成功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金融大财团跟国家的融合（绑架）关系，决定了美国的大多数中小制造业企业，注定要沦为华尔街的猎物，如今没开宰，只是因为长的还不够肥！

除此之外，军工大财团跟国家的融合（绑架），亦决定了美国注定是一个喜欢挑动地区紧张局势，并热衷于穷兵黩武的国家，因为只有这样，美国的军火生意才能始终保持兴旺。

而美国人民得到的，除了对恐怖袭击的无限担忧外，还有无数本该幸福美满的家庭，却是因战争带来的创伤而支离破碎。

看到这，有些网友想必要问了：“既然跟国家融合（绑架）有这么大害处，美国政府为何还会同意，难道那些政治人物的脑袋全都让驴踢了不成？”

让驴踢自然是不可能的，但让钱砸晕，却是大有可能！

众所周知，在美国的政治生活中，“掮客文化”一直存在。

地处白宫北面的K街是华盛顿的著名游说业中心，虽然看上去普普通通，但由于数万名说客在此云集，这里又被称为美国的“第四权力”中心。英国《观察家报》曾称其为“世界上最腐败的地方之一”。

上世纪90年代，前国会议员、“反游说英雄”迪克·齐默，曾试图推动一项限制游说的“旋转门法案”，但最终遭到否决。后来，齐默干脆离开政坛，自己也成了一名说客。

事实上，在美国政坛，权钱“旋转门”这种系统性腐败，早已不是什么秘密。美国政治圈人物更是对这样的资本操纵与利益交换习以为常，甚至不把这看作是腐败。

很多政府高官在离职后，要么专门从事游说活动，要么去某个大企业担任高管，诸如此类情形在美国可谓是司空见惯。

前总统克林顿的国防部长科恩离职两天后就创立了所谓的“咨询公司”，前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塞缪尔·伯杰、前白宫办公厅主任托马斯·麦克拉蒂等也是有样学样。

大家可以试想一下，在这种权钱交易盛行的大背景下，大财团想要影响某些政策的制定和走向，又怎么可能太难？

以美联储的建立为例。

1912年，为建立美联储，纳尔逊·奥尔德里奇向国会提出了“奥尔德里奇提案”（Aldrich Bill），但该提案并未获得通过。

1913年6月，民主党众议员卡特·格拉斯（Carter Glass）和参议员罗伯特·欧文（Robert Owen），再度提交了虽然重新编排，但却换汤不换药的“格拉斯欧文提案”（Glass-Owen Bill），并最终于1913年圣诞节前获得通过。

由此可见，同一部法案，只要运作得当，大财团完全可以从美国政府身上找到突破口，进而让自己的意志得到贯彻！

通过前面的分析，我们不难看出：“金钱政治”一说是没有错的，但“美国政府服务于大财团”这点，却是有些言过其实。事实上，如今美国大财团和政府之间的关系，更多是一种利益交换，大家的地位依旧是平等的。只要政治人物坚决不买账，比如特朗普这样的“老顽固”，大财团也无可奈何。

但是，正像我在文章开头所讲，美国大财团和政府的关系，会随时间不断演变。

在我看来，如果两者之间的关系还有“第四阶段”，那么“美国政府从属于大财团，并服务于大财团”这点，很可能会在将来变成现实。

大家不要觉得这不可能。

在奥巴马力推的那版TPP协议中，“超主权仲裁条款”已然出现。简而言之，只要签署了该协议，本国法律，哪怕是宪法被国际资本认为不合理，并申请了仲裁，到时，一旦该国输掉仲裁，又不愿退出TPP，那就只有修改本国法律一条路可走！

由此可见，凌驾于政府权利之上，就是现阶段某些超级大财团内心深处的渴望。而一旦这个口子开了，谁能保证美国的那些大财团，不会将其用在美国政府身上呢？

撤军叙利亚，美政府停摆，都将特朗普与其他利益集团的矛盾斗争与博弈摆在了台面上，最后结局是强制独断的特朗普也不得不做出妥协。可见美国利益集团在幕后对总统施政的巨大影响力。那么，白宫内斗到底有多残酷，特朗普究竟能多大程度上掌控美国？特别的，美国各派如何看待中国，鹰派对正在进行的中美磋商会有哪些影响？

美国债务危机警报解除，12月再战

逼近最后期限，美国国会两党终于“停战”了。 历经数轮谈判、多方警告，美国这一轮的债务问题延迟到12月。 虽然共和党做出让步，但对于美国而言，炸弹实际上并未拆除，不过是引线加长，让政府有了更充足的时间去解决，若两党无法从根本上达成一致，债务危机仍有点燃的可能性。 增加4800亿美元 华尔街可以喘一口气了，因为美国债务违约的风险暂时解除了。 当地时间周四，美国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宣布，立法者们已就提高短期债务上限达成协议，将债务上限延长至12月初。 这一决定打破了两党数月以来的僵局。 当日晚间，在经过数小时的辩论后，参议院以50票赞成、48票反对的结果通过了暂时将债务上限调高约4800亿美元的法案，确保美国财政部可履行支付义务直至12月3日。 对于参议院此次开出的绿灯，白宫表示积极的态度。 白宫副新闻秘书卡里娜·让-皮埃尔说，这是向前迈出的“积极一步”，为美国在“灾难性违约”到来之前争得“一些喘息空间”。 债务上限，即美国政府联邦债务法定限额，可以理解为美国财政部的“信用卡额度”，在不超过上限的情况下，财政部可自行掌握发债节奏，触及上限后无法进一步新增。 截至2021年8月，美国联邦债务已经达到28.4万亿美元。 联邦政府债务上限在暂停两年后于今年8月1日恢复生效。 自二战结束之后，美国国会已修改债务上限98次，其中大部分是将债务上限调高一定额度。 但2013年以来，美国国会不再直接调高债务上限，而是设置时限暂停债务上限生效，允许财政部在此期间不受限制地发债。 2013年以来，美国国会已7次暂停债务上限生效。 最近一次暂停始于2019年8月，当时债务上限约为22万亿美元，国会允许财政部继续发债直至今年7月31日。 从8月1日开始，债务上限将恢复生效，新债务上限为22万亿美元加上2019年8月以来新增债务余额，预计在28.5万亿美元以上。 今年9月，美国财政部部长耶伦曾多次发出警告，今年10月18日就是还款的最后期限，若国会在10月18日之前不能及时提高债务上限，美国政府就将发生史上首次债务违约，产生灾难性的后果。 两党拉锯 债务风险一直悬在美国政府的头顶。 疫情暴发以来，为了促进经济发展，美国政府曾多次出台大规模的救助措施。 从特朗普政府的2.2万亿美元，到拜登政府的1.9万亿美元，财政开支如滚雪球一般。 根据美国财政部的统计数据，公众持有的美国国债余额在今年7月底达到约22.3万亿美元，较2019年底增加约5.2万亿美元，美债余额相当于今年二季度美国年化名义GDP的130.1%，较2019年底上升了21.6个百分点。 如今，直到万不得已的最后关头，共和党才终于松口，但在此之前，对于债务上限问题，共和党一直拒绝与民主党配合。 8月，包括麦康奈尔在内的46名共和党参议员曾联名发表公开信，表示拒不与民主党人合作提高债务上限。 “不解决政府就得关门”，社科院美国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杨水清表示，以往也是这样，可能中间谈判会有一些波折，但最后都得让步达成一致。 杨水清指出，一般共和党比较节约，民主党比较舍得花钱，比如在清洁能源方面，后者就比较舍得投入，但前者则不太同意。 而在今年8月11日，美国参议院虽然以50票对49票的微弱优势通过了总额约3.5万亿美元的2022财年预算框架，但全部49名共和党参议员均投了反对票。 8月2日，在两党仍然僵持不下之时，美国财政部曾启动了“应急现金保护措施”（emergency cash-conservation steps），可以提前赎回并暂停对联邦养老金计划中退休基金的部分投资，以防止“债务破顶”。 另外，民主党控制的众议院也曾通过一项立法，暂停联邦政府债务上限生效直至2022年12月，允许财政部在这段时间内继续发债。 但由于遭到共和党阻挠，这项法案之后并未能获得参议院批准。 治标难治本 虽然共和党最终做出了让步，使得债务危机暂时不至于爆发，但同时，上限延长也意味着年底两党间的角力会变得更加复杂。 值得一提的是，12月3日不仅是下一个deadline，也是美国政府关门前的最后时刻，因为常规的财政资金将会用完。 根据美国国会上周通过的政府融资议案，这一短期拨款法案旨在帮助美国政府在12月3日之前运行。 这意味着，美国国会需要在同一天解决债务上限和权宜支出法案到期这两个问题。 另外，在杨水清看来，只有把债务问题解决掉，3.5万亿美元的预算计划才有可能从财政通过发债获得支持，这是一环扣一环的。 在高盛分析师Alec Philips看来，4800亿美元的债务上限增幅超出预期，这意味着更长期协议的真正截止日期可能“比12月3日稍晚”。 不过，这可能不足以支撑到年底，因此国会可能需要在12月解决债务上限问题，要么作为下一个和解法案的一部分、要么一项独立法案、又或是作为2022财年支出计划的一部分，在当前短期协议到期后延长支出授权。 最糟糕的情形是两党继续较劲，无法暂停或提高债务上限，导致联邦债务违约。 惠誉评级此前表示，这种情形下美国AAA评级可能不保。 金融数据和分析公司Credit Benchmark的研究主管 David Carruthers表示，自2020年10月以来，主要金融机构一直考虑将美国评级从2017年来的AAA下调至AA+。 “现在两党分歧不比两年前小，到12月有可能会再次暂停债务上限。 ”杨水清表示。

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指出，当今世界正处在大调整大发展之中。请据此论述当前国际形势的主要特点。

1.金融危机后的世界经济面临挑战2007年发源于美国的次贷危机，在全球化浪潮下，迅速波及全球，引发全球性的金融危机。 这场金融危机迅速从局部发展到全球，从发达国家传导到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并影响到实体经济，美国、欧元区、日本以及一些新兴市场国家相继陷入衰退，世界经济增长明显减速。 2008年，世界经济增长率下降到2.5%，2009年更是出现了二战以来首次的负增长。 面对危机，全球各主要经济体联手应对，包含了主要发达国家和重要发展中大国的20国集团(G20)取代原有的七国集团，成为世界经济协调的重要组织。 在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的积极倡导下，金融危机后，20国集团先后召开了3次首脑峰会，并达成共识共同制定刺激世界经济增长的行动计划，刺激本国经济，以配合全球应付金融危机。 在全球的联合干预下，这些应对金融危机的措施取得初步成效，特别是到2009年下半年，各国经济出现复苏迹象：2009年第3季度美国经济增长了2.8%，中国增长了8.9%，而作为经济晴雨表的国际原油价格也在2009年10月回升至80美元一桶，创下了自金融危机以来的新高。 因此，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2010年世界经济增长率将由2009年的-1.1%上升至3.1%，世界银行也预测2010年全球GDP的增长将达到2.7%。 但全球经济的发展是否彻底走出了低谷，目前的复苏能否持续下去，仍然具有诸多不确定因素，世界经济的发展仍然面临着严峻挑战。 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全球金融体系的不确定性，金融机构内部的不良资产没有得到彻底的解决。 据统计，全球金融机构在危机中的潜在损失高达3.6万亿美元，至今尚有一半未暴露出来。 这些金融体系内的不良资产一旦全部暴露出来，市场上再有一些风吹草动，可能会急剧恶化。 2009年迪拜世界宣布推迟支付三十几亿美元的债务，马上就影响了全球的金融市场。 还有希腊政府的信誉被降级，它的国债被降级，也一下子引起了全球金融市场的波动，这都说明全球金融体系虽然大体稳定下来，但是十分脆弱。 第二，各国应对金融危机的政策运用正在走向极限。 首先是财政政策的运用。 各国的财政赤字都创造了二战以后的最高记录。 欧洲、美国、日本，各个发达经济体的财政状况都非常不好。 据美国穆迪氏投资服务公司统计，2007年到2010年，全球公共债务将增加约15.3万亿美元，其中八成来自西方七国集团。 当前部分欧盟成员国的公共债务已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50%。 截止2009年9月25日，全球政府债务总量创新高，达到36.237万亿美元，增速也达到13.21%，因此，各国想用财政政策来刺激经济已经力不从心。 其次是货币政策。 为了刺激经济增长，各国普遍采取了降低利率的方式，但目前，各国的利率尤其是发达经济体的利率已经非常低了，如美国的利率降到0—0.25。 因此，再运用货币政策来刺激经济发展的空间不大。 第三，发达经济体面临居高不下的失业率。 美国2009年10、11月份的失业率高达10%，是26年以来的最高水平。 虽然2010年1月份的失业率稍有下降，但仍高达9.7%。 美国劳工部2010年2月24日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月20日当周首次申请失业救济人数增加人，至人，为2009年11月14日以来的最高水平，且远高于市场人士预期的减少人的水平。 此外，持续申请失业救济人数也有所增加。 欧元区仅在2009年11月份就新增失业人口10万人，总失业人数达到了1570万人，2009年12月份失业率在欧元区成立十年之后首次升至10%。 根据欧盟委员会2009年12月份发布的预测数据，欧盟27国的失业率在2010年将上升到10.3%，总失业人数将达到2800万人。 发达国家失业问题解决的前景非常不乐观，特别是这次失业涉及到一些结构性的问题。 结构性的转换使得将来的就业前景非常困难。 就业是民生的根本，失业率大幅增加，将会继续打击发达国家的消费，加剧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使经济复苏变得更加缓慢和艰难。 而在世界其他国家，尤其是一些贫困国家，高涨的失业率正有促使社会动荡的风险。 第四，贸易保护主义有抬头倾向。 在世界经济尚未复苏的大背景下，贸易保护主义有所抬头。 国际经贸组织报告显示，2009年4月到8月短短5个月时间，20国集团就出台了91项新的潜在的保护主义措施。 据世界银行统计，金融危机爆发以来，20国集团中有17个国家一共推出了约78项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其中47项已经付诸实施。 一些发达国家为了保护本国的利益，公开出台一些贸易保护主义的政策，如美国2009年初通过的8380亿美元经济刺激计划中即规定，必须使用本国制造的产品。 第五，美元汇率加剧动荡。 美国长期进行负债经济运行，大量对外发行国债，并且美国社会福利支出消耗掉了大量财政收入，政府债务日积月累，使得它成为当今对世界其他国家负债的冠军。 根据美国财政部公布的数据，今后10年，美国联邦政府财政赤字总规模将达到约9.05万亿美元。 这种状况将加剧美元汇率的动荡，从而影响世界金融体系的稳定。 2.国际安全形势总体缓和但挑战依然严峻十七大报告指出：“和平与发展仍是时代主题。 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已经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 ”上个世纪，人类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的浩劫，也经历了冷战对峙和磨难，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世界各国人民都对战争感到厌恶和恐惧。 由于世界各国人民对和平的热爱和向往，战后50多年来，地球上没有爆发新的世界性大战。 随着世界政治经济的深入发展，爆发世界性大战的危险性进一步减小。 特别是冷战结束后，美国成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失去了发动一场核大战的对手，从而减少了发生世界大战的可能性。 当前，经济全球化迅猛发展，科技进步日新月异，使世界各国经济和贸易相互渗透，社会和军事安全领域的相互需求加大，世界各国的依存度增高，共同利益的领域扩大。 发展经济、创新科技、提高综合国力已成为各国追求的首要目标，因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越来越成为各国特别是各大国的共识。 在当前国际格局向多极化发展的趋势下，尽管各大国间仍然存在各种分歧和利益冲突，但已不是全面对抗的性质。 各大国日益注重沟通与交流，增强协作，避免对抗，从而使国际形势在总体上保持和平与稳定。 但世界仍然很不安宁。 威胁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因素依然存在并有新的表现。 简而言之，目前威胁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因素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南北差距日益拉大影响世界的安全。 全球化浪潮下，世界经济获得了巨大的发展，但这种收入分配却是严重失衡，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这严重的影响了世界的和平与发展。 据美国经济史学家麦迪森的统计，自1820年以来，世界人口增加了5倍，世界实际产出则为原来的50倍，这些巨大的收获却是分配不均的。 1820年，世界最富有国家和最贫穷国家人均收入比是3：1，1913年为11：1，1950年为35：1，1977年为44：1，1992年为72：1，1997年大约为74：1，2000年就接近75：1，2006年约为141：1。 世界上不发达国家数量不仅没有减少，反而不断增加，由1987年的36个增长到2009年的49个。 出现这种“数字鸿沟”的根源就于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 一些发展中国家由于长期贫困落后，加上各种外部因素的影响，潜在的民族、宗教、和社会矛盾被激化，不断出现冲突和战乱。 这种情况长此下去，不仅不利于世界的共同发展与繁荣，而且将威胁到世界的和平与稳定。 二是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相交织影响世界的安全。 传统安全威胁主要是指国家面临的军事威胁及威胁国际安全的军事因素。 当前，虽然国际形势总体稳定，但热点问题和局部冲突此起彼伏，各国的国防开支逐年增长，2006年全球国防开支比2005年上涨3.5%，07年全球防务开支1.339万亿美元，比06年上涨6%，2008年全球国防开支1.464万亿美元，占全球生产总值的2.4%，比2007年增长了4%。 美国军费比2007年上涨9.7%，占全球的48%，1999年至2008年，美国的军费开支增加量占全球增量的58%。 这种状况意味着各国仍然把军事发展作为保障自身安全的重要因素，国家之间发生战争的威胁依然存在。 当前，伊拉克局势的动荡、朝鲜核问题、伊朗核问题以及持续不断的阿以冲突等热点难点问题的存在，对世界和平、稳定与发展带来严重冲击。 首先，这些问题的存在，直接影响了世界的和平。 其次，这些热点问题都发生在国际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的敏感地带，直接或间接牵动世界主要国家在这些地区的战略利益，导致大国利益关系的复杂化，增添了大国关系中的隐患，在一定情况下甚至有可能引起大国之间矛盾的激化，从而威胁整个世界的和平与稳定。 此外，全球核武扩散问题依然严重。 据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的研究报告统计，截至2007年初，全球可通过导弹发射或飞机运载的核弹头数量约枚。 而且越来越多的国家拥有或者正致力于拥有核武器，如印度、巴基斯坦、朝鲜等。 这种状况对世界安全是一大隐患。 非传统安全威胁是指除军事、政治和外交等传统安全威胁以外的对主权国家及人类生存构成威胁的因素，主要包括恐怖主义、贩毒走私、严重传染性疾病、海盗活动、非法移民、环境安全、经济金融安全和信息安全等。 非传统安全已经对世界发展和人类生存构成严重威胁，其危害甚至超过战争。 9•11”事件夺走了近3000人的生命，超过了美国在珍珠港事件中的阵亡人数。 2004年12月印度洋大海啸导致近30万人丧生，给有关国家造成的经济损失更是难以估量，仅斯里兰卡就达到13亿―15亿美元，占其经济总量的6.5%。 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使很多国家的财富急剧缩水，甚至引发政局和社会的动荡。 而近几十年来的环境污染，造成的全球温室效应，给人类带来的频繁灾难。 这些因素都严重影响着世界的安全和人类的生存。 三是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存在与发展影响世界安全。 冷战后，霸权主义、强权政治不仅没有退出历史舞台，反而愈演愈烈，并有新的发展，从而影响世界的和平与发展。 冷战结束后，美国成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为建立单极霸权，美国以自己的价值观和利益为标准，对外实行直裸裸的干涉政策，霸权主义有了新的发展和体现，主要表现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集团通过三场局部战争而推出的三种新霸权理论：第一，新干涉主义政策。 1999年科索沃战争爆发前夕，美国等西方国家为了顺利的实现北约东扩，借口南联盟科索沃地区内阿族人的人权受到塞族的侵害，打着“人权高于主权”的旗号，发动了对主权国家南联盟的战争，最终迫使米洛舍维其政府下台，建立亲美政府。 美国借助这场战争，实践了他所谓的“人道主义干涉政策”，也即“新干涉主义政策”。 新干涉主义提倡“人权高于主权”、“主权过时论”;认为主权不再属于国家或政权，而是属于人民;认为保护种族、宗教和少数民族免遭冲突的危害和不受怀有敌意的政府的排斥，是国际社会不可推卸的责任等等。 新干涉主义理论实质是使美国对其他国家内政的干涉合法化，从而成为美国推行霸权的新工具。 第二，新帝国主义理论。 阿富汗战争后，以美国为为首的西方世界为了进一步干涉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内政，推出了新帝国主义理论。 该理论认为，现在的世界存在着三类国家：一类是后现代国家，以欧洲和北美等西方国家为代表;第二类是前现代国家，诸如索马里和阿富汗;介于这两者之间的就是那些正在走向现代化的现代国家，如中国和印度。 新帝国主义理论认为，后现代国家正受到前现代国家和现代国家的挑战。 一些现代国家在谋求发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而前现代国家则为犯罪集团和恐怖主义组织提供基地。 对付这些挑战，干涉是必要的。 干涉的最合乎逻辑的方式就是殖民化，因而需要新帝国主义。 新帝国主义理论的目的就是将全世界都置于西方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的控制和统治之下，是美国霸权的直接体现。 第三，先发制人战略。 在伊拉克战争前夕，美国企图让联合国安理会授予其攻打伊拉克的权利，但各大国看穿了美国的真实意图，在于控制伊拉克政府，进而控制伊拉克的石油乃至中东地区的石油，因而对美国的这一企图进行了集体的抵制。 美国眼看联合国授权对伊动武无望，为了找到一个进攻伊拉克的借口，给国内选民一个交待，布什政府打着反恐的幌子，推出了“先发制人战略”。 2002年9月20日布什政府向国会递交一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 《报告》分析了“9•11事件”发生后美国面临的国家安全形势的重大变化，指出恐怖主义是美国面临的主要威胁。 打击恐怖主义，防止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扩散成为维护美国国家安全的首要任务。 并强调，为了保护美国免遭恐怖分子有预谋的袭击，必要时美国将实施“先发制人”的进攻，即“在威胁到达美国国界之前识别并摧毁它”，借助这项政策，美国不顾国际社会的反对，发动了对主权国家伊拉克的战争，推翻了萨达姆政府，扶植了亲美政权。 美国以及西方国家这一系列政策、理论、战略的出台及实践，严重破坏了目前国际社会公认的准则，是国际形势紧张和动荡的根源。 金融危机发生后，美国国内经济发展严重受阻，国际形象也因为布什时代强行推动单边主义而大大下降，在此背景下，奥巴马新政府不得不调整自己的政策，放下身段，谋求与国际社会的广泛合作。 2009年1月13日希拉里在国会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举行的听证会上做外交政策陈述时，提出一个新的概念“巧实力”，即美国面临的现有安全威胁要求奥巴马政府必须诉诸“巧实力”，动用一切可以动用的手段，包括外交、经济、军事、政治、法律和文化等领域可行手段，既团结朋友，也接触对手，巩固原有联盟，形成新的联盟，以便打开美国外交的新局面。 虽然更多借助“巧实力”的美国将会以一个更具善意的面目出现，可能会更注重在道义上赢得更多支持，在战术上与各方特别是大国加强沟通与协调。 但与此同时，也要看到，未来美国外交政策改变的不是战略目标，而是实现目标的方式。 美国在全球传播美式民主自由，维护其全球利益，谋求建立美国主导下的单极世界的大方向没有变，也不会变。 3.国际政治格局多极化不可逆转并出现新的变化冷战结束后，国际大国格局基本是“一超多强”的局面，美国是惟一超级大国，“多强”一般指欧盟、日本、俄罗斯和中国。 现在，这种状况正发生着微妙变化。 首先，是单极与多极的力量对比发生新的变化。 这种变化首先体现在各极之间的经济实力有了重新排位。 据世界银行统计，2003年欧盟的GDP为美元，美国的GDP为美元，欧盟第一次超过美国位居世界第一。 2008年欧盟的经济总量高达19万亿美元，欧盟继续超过美国(14万亿美元)的经济总量且优势拉大。 而一大批发展中国家的迅速崛起也大大改变了世界经济力量的对比。 2003年10月1日，全球知名投资银行高盛，曾将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四国英文名的首位字母组合在一起为BRICs(发音类似英文砖块)，提出名震一时的“金砖四国”概念，这四个国家的经济在进入21世纪以来获得了高速成长。 如中国2008年的GDP高达4万多亿美元，在世界排名由2003年的第7名上升至第3名;巴西2008年的GDP达到 1万6千多亿美元，在世界排名由2003年的第15名上升至2008年的第9名;俄罗斯2008年的GDP为1万6千多亿美元，在世界排名由2003年的第16名上升至2008年的第9名;印度2008年的GDP为1万2千亿美元，在世界排名自2003年开始一直维持12名的位置。 如果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则金砖四国在世界的排名还要提前。 著名投资银行-高盛在首创“金砖四国”之后，再次首创了一个投资新概念：金钻11国(Next-11)。 金钻11国分别为墨西哥、印尼、尼日尔利亚、韩国、越南、土耳其、菲律宾、埃及、巴基斯坦、伊朗和孟加拉。 高盛预测“4+11”的GDP在2035年可望超越七大工业国家，2050年“金钻11国”的GDP将与美国比肩。 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则预测，美国在全球GDP中所占比例从2000年的30.9%下降到2007年的26.7%，到2012年可能继续下降为24.3%;特别是由美国次贷危机引起的全球金融风暴，给全世界造成了很大的冲击，同时也使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七国经济遭遇重创，西方七国经济占世界比例从77%下降到2007年的57%，到2012年可能下降为51%;而“金砖四国”(中、印、俄、巴西)将从占世界比例的从8%上升到12%;总的看，世界主要国家的力量对比差距正在显著缩小，力量中心增多。 经济是综合国力的基础，经济领域的多极化日益明显，并必将反映到政治领域，从而为政治格局的多极化发展奠定坚实的经济基础。 单极与多极的力量对比发生新的变化还表现在各极软实力的变化。 冷战后，美国奉行单边主义，依仗经济、金融、科技和军事的特殊优势，加紧争夺战略要地、战略资源和战略主导权，对外频频发动战争，特别是不顾世界各国的反对，发动伊拉克战争，使得世界范围内特别是伊斯兰世界对美国不满的人比例日益扩大，严重影响了美国的国际形象，使美国的软国力有所下降。 2005年6月23日美国知名的民调机构——皮尤研究中心公布了一份“全球态度项目”调查报告，调查结果发现美国的国际形象在世界各地普遍下跌，对美国奉行的“单边主义”政策非常反感。 而世界各国人民特别是美国的西方盟友和伊斯兰世界对中国、法国、德国的印象明显好于美国。 而2007年因美国的次贷危机而引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更是使美国的自由资本主义经济模式的神话破灭。 其次，是单极与多极的关系发生新的变化。 冷战后，由于美国政府一直推行强硬的单边主义外交政策，追求单边利益和安全，引起了世界各国包括美国的西方盟友在内的强烈不满。 特别是美国不顾世界各国的反对，执意发动伊拉克战争，更是扩大了美国和其传统盟友——欧盟之间的裂痕，使得北约政治化和军事同盟性质下降。 而俄罗斯面对美国冷战后咄咄逼人的攻势，深感自己的利益受到侵害，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美国在俄罗斯家门口推行的几场颜色革命，更使俄罗斯寝食难安。 在此情形下，欧俄以共同反对伊拉克战争为契机日益接近。 与此同时，中国与欧盟的战略关系得到发展， 2003年中欧确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后，中欧双方高层互访频繁，政治互信不断加强。 欧盟还明确把中国列为欧盟六大全球战略伙伴之一。 中国与俄罗斯的战略伙伴关系得到进一步巩固，解决了边界问题，并签订了中俄睦邻友好条约，确立了永不为敌的目标。 而且中俄在2005年8月18日举行了首次联合军事演习，这在中俄关系史上还是第一次。 中国、欧盟、俄罗斯这三极之间的日益接近，对多极化的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第三，是单极与多极的斗争发生新的变化。 美国的单边主义行为引起了世界各国越来越多的反对，为了维护各自的利益，各大国纷纷强调多边主义的重要性，反对单边主义，并日益联手，共同推动世界格局的多极化发展。 如欧洲联盟2008年11月3日拟就一封致美国下任总统的信件。 信的主旨是强调“多边主义”。 2009年6月16日——17日，中国、巴西、俄罗斯、印度“金砖四国”领导人在叶卡捷琳堡举行首次正式会晤，这意味着金砖四国必将加大自己在国际格局中的影响力。 而俄罗斯总理普京更是多次发表讲话，表示俄罗斯绝不接受美国领导下的单极世界。 综上所述，当前的国际局势正如胡锦涛所指出的，世界多极化前景更加明朗，不可逆转。 4.世界科技革命竞争日趋激烈二战后，以微电子技术、信息技术、新材料技术、生物技术、能源技术、空间技术和海洋工程技术等高新技术的广泛利用为主要标志的新科技革命，至今方兴未艾。 当今世界，信息、生物、材料和能源等高技术及产业迅猛发展。 科技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已由20世纪初的不到20%，上升到目前的80%左右。 科技发展特别是战略高技术的发展已成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力量，科技实力也越来越决定着一个国家的竞争力。 面对迅猛发展的科学技术和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世界各国纷纷采取对策，发达国家以先进的科学技术为基础，积极抢占高技术产品与服务的制高点，而新兴工业化国家和一些发展中国家则不断增加科技投入，努力试图改变不利的科技竞争地位。 目前世界主要国家为提升科技竞争力所采取的政策呈现出以下特点：第一， 提升决策层次，加强宏观调控，强化科技投入。 越来越多的国家采取政府首脑亲自领导科技工作的做法，成立由战略科学家和经济专家组成的总统(总理)科学顾问委员会，对科技政策和重大科技计划提出建议。 美国、韩国、印度等国成立了由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负责的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大大提升了国家科技工作宏观决策的能力。 许多国家政府都将对科技的投资视为一项回报巨大的战略性投资。 一方面大幅度加大科技投入，另一方面建立有利于增加科技投入的机制。 第二，实施积极有效的科技人才发展战略。 人才是竞争之本。 许多国家修改了移民政策加大了吸引外国的学生和学者的力度，以解决技术人员短缺的问题。 芬兰对掌握先进技术的高收入外国人的最高税率已减至当地人的58%;日本计划在今后几年采取各种措施，使外籍科研人员占科技人员总数的比例达到30%;美国则在移民方面大大放宽对高技术人才的限制。 第三，建设国家创新体系，促进科技与经济的结合。 面临知识经济和技术创新的挑战，制度创新受到各国的高度重视。 国家创新体系是一种网络，是一项系统工程，知识在人、企业、机构之间的流动是创新体系的关键所在，产业界、学术界、金融界和政府是构成这个体系不可缺少的有机部分。 在这样一个国家层次的创新体系中，企业是技术创新的主体，科学研究机构和大学是企业技术创新的科技依托和知识源泉，中介机构是知识扩散、转移的桥梁，政府是政策制定者和发展环境的创造者，金融是充分实现创新市场价值的必不可少的重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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